2013年，“雾霾”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重要话题。2014年，民众对雾霾的关切度只增不减。雾霾还在继续蔓延，中国约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空所发生的雾霾空气的严重污染事件也引起世界关注。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在近日本报向读者发出的《2014两会您最关心哪些热点问题》调查问卷中，所列12个经济金融选题中，“雾霾”本不在其中。但从回馈的调查信息中，它却博得“青睐”。由此可见，相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与健康不仅是国民生活的基础，也促使人们对过去那些不顾环境保护、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缺乏政府规划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鲁政委，他向读者阐述了一名经济学家眼中的“雾霾”。

　　观点一：雾霾只是中国环境问题严重性的一个意象和外在表征，如果将环境问题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那么，这一问题就更需要加以重视。

　　记者：“天是黄的、路是堵的、空气是毒的。”这是2013年流行在网络中的一句话，说的是雾霾天气，也说的是生活在雾霾空气下民众的生存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鲁政委：虽然中国的环境问题很早就为专业人士所关注，但却只是在最近两三年因雾霾突然在中华大地铺天盖地袭来，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才真正得到实质性启蒙，并由此使得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被首次作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列入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中。2014年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战，“是改善民生的当务之急，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举措”。

　　其实，雾霾只是中国环境问题严重性的一个意象和外在表征，如果将环境问题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那么，这一问题就更需要加以重视。

　　观点二：环境恶化会加速“人口红利”的消退。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人口红利”的延续，甚至还造成了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金给付能力问题。

　　记者：雾霾问题的确需要政府拿出应对措施，在近期31个省份的地方“两会”中，“治霾”成为关注焦点，并上升为政府工作重点。环境污染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形影不离，持续的雾霾不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甚至还引来更多探讨，比如“人口红利”。

　　鲁政委：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出现的高速增长，不少经济学家都将其归结为“人口红利”的释放。但环境恶化会加速“人口红利”的消退。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按中国退休年龄计算的中国劳动人口（15至60岁）人口绝对数量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已开始下降，按照国际通行口径计算的劳动人口（15至64岁）人口绝对数量虽仍在上升，但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不少中外经济学家都由此发出警告：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渐行渐远，经济的高增长将就此成为历史。

　　由此，如何尽可能延续“人口红利”的释放期，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除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外，延续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延迟退休；二是提高年轻人口素质。而无论是哪一途径，归根结底都得落到人是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承担正常强度的工作上来。

　　从延迟退休来说，国外发达经济体已有延迟到65岁甚至68岁退休的情况，而我国目前仅60岁退休，似乎仍有空间。但必须注意的是，退休年龄延迟到65至68岁的经济体，其人口预期寿命均已达到80岁左右，而我国目前仅73岁左右。如果可用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之差值来大致代表延迟退休的人的生产力高低的话（对于相同技能的工作年龄人口，理论上离死亡的时间越远，其生产力越高），那么，国外延迟到65至68岁退休的经济体，其差值仍有12至15年，而我国即使维持目前的60岁退休也仅有13年，与国外延长退休后的差值基本相当；如果延长到65岁，就仅仅只有8年，大约只有国外延长退休后的一半。延长退休之后是否仍然具有正常生产能力，就成为一个疑问。关于环境与中国癌症发生率的上升、雾霾与北方人口寿命缩短等研究已不鲜见，环境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经济体人口预期寿命的长短。因而，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人口红利”的延续，甚至还造成了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金给付能力问题。

　　从人口素质来说，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宏观人口素质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从受教育程度看，2001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仅相当于劳动人口（15至64岁）比例的5.6%，此后绝对数量一直在持续上升，到2012年已达到11.1%，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比都提高了近一倍。撇开其他方面不论，身体的健康程度是这些素质更高的人力资本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正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病患困扰，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为躲避糟糕环境而移民的环境移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发挥。

　　观点三：产业的升级，其实并不总是表现为更为先进的技术，而更主要的其实是附加值的提高。在我国，即使撇开主观疏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得企业执行始终如一的高标准质量控制变得极为困难，质量事件防不胜防。

　　记者：经济发展不可只看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代价，环境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经济学家对此也发表过各种观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鲁政委：长期以来，各方一直都迫切期待中国产业能够实现升级。产业的升级，其实并不总是表现为更为先进的技术，而更主要的其实是附加值的提高，许多技术上并非“高、精、尖”产品也可以具有很高的附加值。这些产品甚至可以不需要与更为玄奥因而难以模仿的创意设计之类的因素相联系。但前提是要具有优秀品质的口碑。在我国，即使撇开主观疏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得企业执行始终如一的高标准质量控制变得极为困难，质量事件防不胜防。这一问题在食品方面表现得最为尖锐。比如，虽然本国理论上具备生产和供给能力，但却因反复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不信任。中国的婴儿奶粉需求大量转向海外，代购和海外扫货甚至一度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其实，近年来频繁爆出的产品质量问题不仅在食品领域。对一国产品质量的信心，就是在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中被侵蚀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正是中国早已成为“制造大国”，却始终无法晋升为“制造强国”的原因之一。由此也造成了中国内需的被动外溢：不是缺乏内需，而是不敢依赖国内供给。

　　观点四：雾霾的启蒙，让每个城市人都明白环境问题之严重。这种环境危机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更愿意为治理环境投入。

　　记者：对于面前这个环境难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有什么解决之策？

　　鲁政委：这一环境难题，只能用市场机制来破解。雾霾的发生，让每个城市人都明白环境问题之严重。这种环境危机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更愿意为治理环境投入。这可以从A股市场的表现折射出来。2013年虽然不论是上证综指还是深成指，总体表现都比较低迷，但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医疗保健、环保板块却都有上佳的表现。客观来说，目前大部分环保企业的静态财务状况仍然一般，不少甚至只有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维持，但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老百姓愿意为治理环境投入的氛围，成为这些股票上涨的动力。

　　但是，由于环境本质上是“公共物品”，在产权未获得清晰界定和保护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很难真正有效运作。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就是由政府对企业设立一个偏紧并逐年减少的排污权配额，并引入排污权交易市场，由此形成居民、企业、金融等多方可持续的商业循环。然而，在传统思维下，政府仍然乐意选择关停、补贴之类过去的惯用手段，由此，企业的投入取决于政府补贴的多少，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排除了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最终收效甚微。

　　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是深化改革的一年，我们期待在环保机制的市场化创新上也能取得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