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6月18日发出将额外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的声明后，中方随即“以牙还牙”，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再次一触即发。若中美“贸易战”打响，将会对全球政治经济等各层面产生多大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专家指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措施早已有之，贸易问题只是表象和幌子，中国经济对美国形成的追赶，甚至在更广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戏份”的加重，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唯有“以战止战”。
理性应战 以战止战
■ 记者 戚奇明
“贸易战”将影响全球价值链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余南平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由于中美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若中美“贸易战”真的打响，将会成全球经济贸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全球一共有三个价值链中心，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亚洲地区主要是中国，欧洲地区主要是德国。如果三大价值链中心的其中两大发生‘贸易战’，将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余南平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战”对全球贸易将产生连带性影响，“比如在美国生产的汽车，除了有美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车外，还有设在美国的德国公司、日本公司生产的汽车。这些在美国设有生产基地的其他国家生产出的汽车也要受到关税制裁。这就是连带性反应，也就是贸易战会波及到第三方甚至第四方，这种‘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是目前全球产业分工下的普遍现象。由此可能推算出，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响导致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全球产业链的断裂。”
余南平表示，现在虽没有数据证明影响程度将会如何，但从统计学角度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做过一个测算，即每提高1%的关税，就会影响贸易总量的3%-4%。“根据克鲁格曼的估计，如果中美全面打响‘贸易战’，那么全球贸易总额将下滑70%，相当于回到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测，因为假设的前提是‘贸易战’全面开打。但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规模是500亿美元，只是局部领域，还没有升级到全面的领域。美国选择征税的项目基本是中间产品，而不是终端产品。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贸易制裁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设备这一端。而中国选择的是传统思路，打击美国的票仓，对农产品、水产品，包括汽车等征收高关税。这是双方目前第一个阶段的征收清单，现在美方在评估第二阶段，未来态势并不乐观。”
中美仍有谈判空间
在6月21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解决问题。并再次强调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采取扭曲国际贸易的做法，中方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以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还透露，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于6月25日在北京举行。届时刘鹤副总理和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将共同主持对话，继续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全球经济治理、贸易和投资、创新驱动发展、互联互通等议题展开讨论，发出中欧携手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信号。
余南平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提高关税征收规模，中国将采取商务部所说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进行反制。“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规模达到约130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约5060亿美元。根据今年初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据海关统计，在2017年的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出口规模大约2.91万亿元人民币，自美进口规模大约1.04万亿元人民币。从统计看，双方的进出口额存在较大悬殊，这样就没办法只用数量上的同等规模进行反制，而是要结合质量来达到同等的效果，质量主要指关税税率的比例，也就是提高关税水平。”余南平认为，若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还有可能采取一些关税以外的其他手段来应对美国的措施，如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美国也曾提出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比如采取限制出口，单向征税等各种限制条件，包括对投资领域也会有特别措施。非关税壁垒的手段较复杂，不在通常的贸易争端范围当中。”
余南平同时指出，就中方来讲，本不希望打贸易战。打“贸易战”不仅对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目前较疲弱或复苏较有限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好事。若美方不步步紧逼，那么中国也可尽量不采用反制措施。余南平认为，从理性角度讲，随着中美双方博弈的展开，即使到7月6日真正开始加征关税后，也仍有继续谈判和各自妥协的空间。
中国国内改革亟待加速
余南平认为，中国的短期应对主要是调整国与国贸易层面的关系，但由贸易问题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如何加速内部的改革。他指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理由来自其301调查，目标直接对准“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中国制造2025”计划怎样继续进行，如何通过内部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来推动中国的工业水平、制造业水平以及科研水平的提升，这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改革的问题。“可能改革的速度会加快，中国历来会产生一种‘撞击式反应过程’，即来自外部的压力越大，内部的改革动力越足，应对也会更加认真。所以面对贸易争端的压力，中国可能产生这种内部改革红利效应。”
但余南平也指出，目前中国改革难度不小，经济模式亟待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房地产和投资出口等模式，未来消费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但从消费的角度看，这两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支付能力也会出现问题。因此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能是结构性减税以及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包括精兵简政。”余南平表示，在减税方面，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就是一种改善。余南平还认为，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由于中国的流转税较重，如何有效压低流转税从而进行一些结构性的大规模减税，使企业获得创造动力，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余南平表示，要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就要营造自主创新的环境。“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强调的那样，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在6月21日发表的流动性观察报告中预计，在外部冲击下国内政策将面临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持续升级，初步宏观影响有限，但磋商路径难以预测，将对生产投资活动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我们维持今年6.6%的GDP增速预测，但该预测面临下行风险。如外需大幅放缓，政策有可能会放松以提振内需，包括偏紧的信贷政策以及PPP和基建相关的紧缩政策。我们仍预计年内央行可能继续降准200个基点，下次降准时点可能就在未来几个月。”
